“綁票”現象出現在抗戰勝利后的京滬鐵路上，當時火車的擁擠可見一斑。當時，鐵路客運有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現象：抗戰之前，火車里的人并不多，只有三等車廂稍微擠點兒；抗戰勝利后，各條鐵路變得異常擁擠，所有車廂都滿滿當當，人們甚至站在車頂上，掛在車門上，秩序大亂。

抗戰勝利后火車之所以這么擠，除了戰爭對鐵路的破壞導致機車車輛缺乏外，還因為當時的火車上出現了一股持續而龐大的特定客流——他們拎著大包小包，常年奔走在鐵道線上，使原本就供不應求的鐵路更加人滿為患，這些人就是跑單幫的旅客。

跑單幫始于抗戰時期

跑單幫這個詞誕生于抗戰時期，意思是從事個體販賣活動的行商行為。這種現象的大量產生源于物資流通受限引起的各地物資有無和價格的不等。在和平時期，各地物資可以互通，價格也不會相差太遠。特別是到了近代，交通工具進步，物資交流更加便利，單槍匹馬販運物資根本無利可圖。

可是抗戰爆發后，日本侵略者瘋狂掠奪物資，同時實行物資管制，禁止私人販賣，再加上日軍設置的封鎖線眾多，正常生意根本沒法做。一些人便利用這種物資短缺和各地物價之間的不平等，做起了販賣貨物的生意。比如，當時的北京，糧食、牛羊肉、皮毛、毛毯等是急缺的物品，而張家口缺少食鹽、土布、棉線、煙葉等物資。這些人就在北京購買食鹽等到張家口販賣，再從張家口購買糧食等回北京販賣，從中賺取差額利潤。這種販運活動一般都是單人進行（有時也有幾人結伴而行），被稱為跑單幫，從事這種活動的人被稱為單幫客、單幫販或者單幫。

抗戰時期，跑單幫現象大量出現，各地皆有。尤其是江浙滬、京津等地，單幫客極多。有人回憶說，當時前門、崇文門和宣武門以南住家的失業窮苦之人大都加入了跑單幫行列，成為當時一種職業和一個流行名詞。就連汪偽政府考試院院長江亢虎也常常利用乘火車免票和車站免檢的特權，往返于滬寧之間，跑起了單幫。有一次在火車站，日本憲兵不知為何，突然要檢查他的箱子，打開之后發現里面全是豬鬃，他跑單幫的事才漏了餡。跑單幫之流行，可以想見。京劇《沙家浜》里阿慶嫂的丈夫阿慶就被設定為常年在外的單幫客。

跑單幫，鐵路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單幫客成了當時鐵路旅客的主流。抗戰時期，滬寧鐵路單幫客一度“幾占全部旅客之七八成”，京綏鐵路上的單幫客也擠滿了車廂。

跑單幫產生之初，汪偽政府并未在意，檢查也不嚴格。隨著跑單幫人員急劇增多，汪偽政府加大了在鐵路的檢查力度，跑單幫生意也變得越來越難做。日軍在多地實行物資管制，在這方面的檢查也非常嚴格，普通百姓販運物資是違法行為。單幫客們為了順利販運貨物，不得不千方百計討好、賄賂車站工作人員。

陳關康的回憶錄《滄桑五十年》記述了自己抗戰期間在滬杭鐵路火車上看到的景象：“上了車，我好不容易找到位子，許多稍比我后上車的人都只好站立了。由于跑單幫謀生的人多，所以車上的旅客特別擁擠。列車開出杭州后，就有查票員來查票了。其實他們查票很馬虎，而查行李架上和座位下的物品時卻很認真，查到禁運物品時，連聲高叫‘是誰的’，這時物主把預先折疊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鈔票往他們手上一塞，就萬事大吉了。一趟列車有十幾節車廂，跑一趟車，他的進賬真是驚人。查票員過去之后，不一會兒又有乘警來查票了，也照樣撈了一次鈔票，接著又有什么護車兵也來撈鈔票了。看到這種情況，我想這些單幫賺幾個錢也真是不容易，花下血本，往返跋涉，提心吊膽，還要鈔票鋪路。如果碰上日本人，那就要貨物充公，血本無歸，可能還要被關押起來，吃更大的苦頭。”對于大部分單幫客來說，跑單幫收入微薄，僅夠糊口，而且，這種生意極為辛苦，稍不小心就會血本無歸，有時還要冒生命危險。

抗戰勝利后跑單幫依舊紅火

抗戰勝利后，經濟蕭條、失業者眾多，因此，單幫客并沒有銷聲匿跡，反而更加盛極一時。正如一篇文章所說：“勝利以后遠沒有被改變，現在的車上和船上，依舊是單幫小販的天下。站上、車上，至今還是黑壓壓的人頭，還是永遠不完的擠軋，還是各種雞呀肉呀的臭味。”

這一時期跑單幫，與之前相比，規模越來越大，方式也越來越巧妙。有的單幫實際上已經名不副實，很多實力較強的單幫客合伙組建了類似公司的組織，分工合作，有專門刺探各地行情的，有負責推銷的，有負責運輸的，還有專管賬目的。

還有一些單幫客更加高級，他們一般乘坐飛機，這些人門路廣，能耐大，獲利也最豐。錢鐘書小說《圍城》里，女主人公蘇文紈就是一個坐飛機的單幫客。抗戰勝利后，飛機上的單幫客越發多了起來，他們販運的一般是黃金、現鈔及一些高檔商品。比如，當時廣州黃金的價格是上海的3倍，單幫客從上海購買黃金，坐飛機運到廣州賣，獲利甚巨。后來，當局不得已出臺規定，來滬旅客攜帶現鈔不得超過兩億。

當然，跑單幫的主流還是小本生意人，鐵路也依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有人粗略統計，當時火車上的旅客，十之八九是單幫客。他們販運一切可以牟利的物品——豬肉、雞蛋、魚、雞、冬筍、糧食、食鹽、洋貨，火車站雞鳴鴨叫，秩序大亂，車頂上、車門外都擠滿了單幫客。有人戲言：“除了煙囪、車輪，到處是人。”一位名叫亞浪的詩人寫了一首詩《單幫詠——上海北站所見》，描述了在火車站的所見所聞：“你擠我也擠，大家背的都是米；大家都是同一條路——往上海去。北站是上海的嘴，人呀，米呀，吞進腹中去。”

單幫客的增多，使鐵路不堪重負，卻使車站上工作的腳夫發了意外之財。火車人多，車門上不去，單幫客只好爬窗。車窗高，行李重，很難上去，他們就花錢請腳夫在站臺上托著他們的屁股向上推一把。推一人給大洋一塊，現推現付，時人戲稱“捧屁股錢”。

單幫客過多，已經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客運秩序，鐵路也采取了一些應對措施，如規定單幫客不準乘坐特快列車，只準坐普通列車，不準攀爬車頂，不準進入行李車、煤水車等。

單幫客催生“自帶包裹”制度

單幫客不僅使火車異常擁擠，而且還迫使鐵路客運規則進行了改革，這就是“自帶包裹”制度的實行。

當時的客運規則規定，旅客攜帶的物品一般分為行李和包裹兩種。行李是旅行必備的日常用品，范圍非常明確；包裹則是普通的商貨，但是數量受限，數量大的貨物屬于貨運范疇，包裹則是客運的一部分，由客車運輸。不論是行李還是包裹，除了一些隨身手提包或者零星小件，其他的都不能隨旅客帶入車廂，而是交行李包裹房稱重計價后交專門的行李車運輸。

跑單幫旅客攜帶的物品自然屬于包裹，按理來說是不能由旅客自帶的。但是由于跑單幫盛行，包裹堆積如山，鐵路根本無力組織托運，于是一個新名詞應運而生，這就是“自帶包裹”。也就是說，單幫客攜帶的包裹，雖然也要另外付運費，但是不再由鐵路托運，而是由旅客隨身攜帶，安全也由自己負責。

郭蘭馨在《蜃海樓詩草》中寫道，“自帶包裹”制度是鐵路的無奈之舉，它進一步加劇了車廂的擁擠。車廂里人本來已經夠多，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包裹，車廂里滿坑滿谷，不僅侵占座位，查票員查票也無法行進，旅客出入如爬山越嶺。正如一首詩所描寫的“行李滿車客亂攀，人間何苦去旋還”。